什么是性？

要知道关于性的种种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只需要浏览维基百科上「人类的性」页面就足够了：

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国家对性的认识各有不同，因此性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会随着不同背景而大幅度改变，目前人类仍然难以精确的定义“何为性”。人类的性不仅涵盖了繁殖，也包括了情色性、身体亲密、亲密感情、社交和宗教灵性等领域。

对于性本身，人们仿佛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去把捉到其概念，所能做的仅仅是进行列举：列举同性相关的事实、概念、现象。

同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维基百科这样相对通俗的读物中，也发生在那些最受追捧的性学研究著作中。即使是那些倍受追捧的关于性学的研究著作（就不列举了），其中常常也能发现性在概念上的缺失。

我们或许可以以此为线索，对性的特殊之处做一个初步的把握：性似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可以与任何事物相关，任何事物都可以联系到它。

但是，这种「同任何事物相关」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是所有事物的基础（以此种方式事物被建构起来）吗？倘若同意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到达了一种性的基础主义或性的本质主义论断。或者说，这意味着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认定为性的、都能够性化吗？倘若同意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到达了一种性的建构主义论断。

这两种意见看似对立，但预设了共同的前提：性要么是单纯物，要么是组合物，它同实存的事物处于同一个层次上。这是一种相当扁平化的存在论设想，在这种设想中，就像存在着石头那样，存在着性的对象。但性对象的存在才是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性的基础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只是巧妙地避开了这个最需要被回答的问题，预设了「正常」的性对象，因而它们只是干巴巴的同义反复：「性就是性」。¹

这种存在论设想在哲学史上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作为「旧形而上学」）早已被康德充分地批判过了。这种批判被作为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是现代科学精神和精神分析的共同源流之一，尽管并非所有科学研究和精神分析流派都贯彻了这种批判的精神。

小时候，我久久地着迷于一套丛书《可怕的科学》，在里面科学家所取得的每一点成果都常有屎尿屁相伴：螨虫、肠子、眼球、菌落、脓液、腐烂、粪便、疟疾……而科学家的工作，往往就是一头扎入到这些不太可能有人问津的东西里，贪婪地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这是一种在当前科学研究中日益衰落的精神，一种求真意志，这令他们有力量去克服恶心。这种精神在如今的科学研究已不再澄明了，他们被保护得太好了：有确定的研究方向、有伦理共同体的保障、有明确的内在等级制度、有无需过问的利益输送……他们不需要再如此地愤世嫉俗。

哥白尼的革命中有种相当幼稚的东西，在如今的科学研究实践中，它被当作某种「多余的感情」而丢掉了：如今，日心说体系仅仅作为一个通向更为整全的体系的阶段性成果才被科学界所接受。但是那种幼稚的东西是对本体论的追求：地心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一个不精确的模型，它的错误完全在于其本体论预设，即认为中心是重要的东西——这是某种对亚里士多德的迂腐延循。

连爱因斯坦也口是心非地不愿舍弃的这种本体论的追求，如今被许多研究者明目张胆地舍弃掉了——这也是他们不再有能力应对民粹反扑的根本原因：曾经对于地心说者，我们尚可以向他们阐述说「中心是谎言」，而在如今的科学体系下，除了一堆干瘪的事实和枯燥的公式再加上一点点权威性，我们还能提供什么？我们所提供的东西还能够再切中人们对于真理的要求吗？

在如今，性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托勒密式的「中心」吗？一切实存的事物都沿着奇异的轨道绕着它运行。抛开性的基础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表面上的对立不谈，这个中心点无论是作为基础还是作为效应，作为这一体系的纽结点，本身是一个单纯的存在。

这个体系所提出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又在于这个独断的中心点的存在。因而，性存在问题是一个逻辑问题，是一个二律背反。这种从到问题的内容到问题的形式的迁移，就是哥白尼革命的实质。在哥白尼革命的视角下，我们可以说：这个中心的存在是偶然假定的而非必然给定的，是独断的而非先天必然的，它一个被任意选择出来的、然而没有被当作是任意选择出来的东西，它是被设定的东西。

正因如此，围绕着性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是一个大杂烩，它们参与了对一个中心的虚构和把所有问题归结于这个虚构的努力。对它引入是一种对空间的扭曲，它创造了问题的表象（如本轮、均轮等等），从而遮掩掉了原本能够成为问题的东西（如引力规律）。关于性的话题之所以包罗万象，在于中心点被武断地设定为了某种实在的东西（例如生殖器），而是在于我们不得不去设定，而设定的东西就一定会成为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弗洛伊德依然是唯一一个在性研究上忠实于哥白尼革命的人。但是对视域仍然停留于旧形而上学的人而言，他不过是又一个不可理喻的性的本质主义者。当弗洛伊德谈论阳具，是在谈论一个作为象征才在社会中生产意义的东西，而它的实存（生殖器上的区分）只是个任意武断的约定物，从而总是经不起推敲。弗洛伊德所谈论的是人们如何以这个象征为中心、围绕着这个象征所展开的种种（原始的或现代的）仪式和禁忌建立起社会的。弗洛伊德使用的术语是过于接近生物学的，但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的常态运行其实很依赖于一再地倒退到这些生物学意义之上，即使这种倒退被包装上了文化的外衣——比如社会依然需要令男性相信自己拥有什么（阉割焦虑）、令女性相信自己缺失什么（阳具嫉羡）来维持性别区分，往往需要一个具体的物，常常就是实在的生殖器。因而这里最关键的是：在有解放的勇气之前，我们至少需要将认识的勇气贯彻到底。

在性的基础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身上，是不会找到这种勇气的。不能认识性的统治究竟渗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甚至渗透到人们内心中的希望），不能够做这些似乎面目可憎的分析，实践上就会徒劳地重复《娜拉走后会怎样？》的悲剧。

经由哥白尼革命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暂时的结论。我们所说的性是什么？它是一个补丁，并且作为一个补丁，它是一种对本体论失败的遮蔽、对思想上的无能的遮蔽、对不能忠实于欲望的遮蔽。或者说，它是一个表象，而且作为一个本质性的表象，它令其他表象成其为表象（就性而言成问题的东西，而不是就其本身便已成问题的东西）。性不是实存物，而是某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无法更进一步的普遍困难所造成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