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活着？
在这里，我们要运用已经领悟到的东西来尝试去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活着/死去？」这一问题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例如对我而言首要的困难在于把这个问题从我一直以来对其的情感投注中分离出来、从令我把它想象为一种终极图景的幻想中分离出来。
在最开始，没有做进一步考察时，很难说清楚「我为什么要活着/死去？」这一问题是从哪来的，为什么要问这一问题——问这一问题的理由即使存在，也总以随着这一问题的提出而被深深地掩埋住了。
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这一问题显现在一个意识中（例如，显现在「我」这样的意识中），并要求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开端存在，那么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很清楚的是，如果这一问题只是作为单纯的开端而存在，如果久久停留在这个问题中而仿佛久久得不到答案，那么答案实际上已经预先被给出了，即一种「一切皆空」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宣布，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只能束手就擒，因为无法采信任何既定的思想范式、价值取向——一言以蔽之，对这个问题而言，不存在任何判断标准、不存在任何尺度。按照这种怀疑主义的理论后果，一旦我们被认真地给定了这一问题，而且不得不严肃地对此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就像是无由来地绊了一跤一样，只能自认倒霉。
这一怀疑主义的洞见，是深刻的，因为它区分开了两种对待问题的态度：轻浮的态度和严肃的态度。轻浮的态度不如说从未认真地直面过这一问题，他们给出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为了去码头整点薯条」，即使这些回答里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真理性，但是它却同其他内容混杂在了一起，以至于当回答者自己也不能清楚其中有几分认真。这样的回答，固然往往组织起许多诸如「伦理」「生命」「尊严」「意义」这样的概念，但对它们的运用始终停留在抽象观念的层次上，从而令这些概念仿佛距离问题本身越发遥远了。严肃的态度则并不是更多的东西，而正是对这些回答的不满。
从这种意义上说，怀疑主义诞生于它的对手：正是因为它的对手不能直面问题，而屡屡逃遁入各种各样的外在的是非判断标准中、逃遁入各种各样的世俗「智慧」中，怀疑主义才形成了自己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合法性地基。我们要看到，这个合理内核的形成本身，并非是没有标准或尺度的——那就是以问题自身为尺度。
从这一番梳理中不难理解，我们并非被缴了械、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相反，至少问题自身向我们透露出了它自身的可能解决方式。出现在怀疑主义那里的、对于一切判断标准的否认，实际上是一种无能为力，它不能对问题的判断标准作出更进一步的区分，因此只能泛泛地进行一律的否认。我们看到，怀疑主义之所以坚持为一种虚无主义、坚持为一种抽象的否定，似乎是出于一种十分特殊的理由。它之所以把桌子掀翻，只是因为按照现有的规则玩不下去了。
就此而言，怀疑主义所达到的结果同它的对手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对问题的逃避——而且是一种更深刻的逃避：在它的对手那里，逃避的是问题的严肃性，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掩耳盗铃；然而，在怀疑主义这里，问题本身已经向他揭示出其全部的严肃性，他领会到了这其中全部的严肃性，而却在它面前退缩了。
至少可以说，单单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这两种逃避的态度，就揭示出一种层次上的区别：轻浮的逃避代表了来自问题外部的逃避，严肃的逃避代表了来自问题内部的逃避。——在这里，这两种态度实际上达成了一种共谋：不关心、不偏心、「不动心」。但是，考虑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斥着可耻的折衷的世界，毋宁说它们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不甘心」。——回归宁静，这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它好像是在要求欲望得到安息，但是它自身便是一种更加具有层次感的、更加不容妥协的、更加强烈的欲望——真正的欲望，创造立场的欲望。
立场是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一片空间，待到这片空间闭合成为了身份，它就不复存在了。同身份相对应，立场仿佛是一种空洞的姿态，但是在立场中所坚持的是对方的空洞性，从而与对方划清界限。因而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欲望是一种坚持下去的欲望：确定的事实是，我们在此没有身份，但我们不甘心于消散为虚无，那么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个尺度、划分出内部和外部，以此打开一片阵地，此方阵地名为立场。
怀疑主义和它的对手，自在地已经是一种立场了，它们想要同主流意识形态拉开距离。但是他们对此没有自觉，相信自己所凭据的最终是客观的、可以没有他们自身参与的依据，因而失败了。他们还抱有温情、迟迟不愿意认识到这立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旧世界决裂、投身入彻底的无保证状态中——因而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妥协，因而他们宁愿一条路走到黑、宁愿投入虚无、宁愿陷入倒错和疯狂。绝望之所以为绝望，是因为人们能够将其树立起来、作为一种最终的手断和最后的借口，来对抗和检验真实的东西。——「悲伤的五阶段」，是一种十分多余的和无概念的模型，实际上它们之中起作用的是同一种机制，那就是否定，对问题的否定和对改变的否定。
萨特的短篇《墙》描写了蒙冤入狱的一个人面临死刑判决，被迫思考死亡，在和名为绝望的墙对峙的过程中瓦解了许多成见：前一天还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再见一面的爱人，第二天已经不希望再见了。他令自己的内心平静了下来，他的命已经彻底交出去了……然而就在死刑执行前的最后一刻，误会解除了，死刑被终止了，他幸存了下来。——为什么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他唯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不愿意去思考被释放后该如何看待事物？他太匆忙了：想要证明自己清白，想要为自己未经反思的一生寻求一种辩护——仍然想故作姿态：摆出一副全有或全无的样子，只是为了停留在未区分的状态中，想要和客观秩序讨价还价——最终这面墙仅仅是他自己为了遮挡虚无而树立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活着/死去？」面对这一问题，最初仅仅列举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就足以令人满足了，这些美好事物的评判标准还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恰恰是在这一隐秘的评判标准下，这些美好事物不能坚持为一种美好事物，因而这一问题仍然一再地出现——它不会被驱散，因为它作为意识的经验，具有来自事情本身的一种强制性，要求对评判标准进行重新认识和改造。它告诉我们自己并不认识自己所热爱的和憎恨的东西，它给了我们重新理解现实的契机，因而也为我们创造了行动的空间。
例如说，往往只有到了想要死亡的地步，人才能发现自己竟然实际上是可以做如此多的事情的，例如尝试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尽管它看起来是离经叛道的。就此而言，即使是最极端的社会化失败的案例——例如犯罪进入监狱——也需要被认为是社会所强加的。因为他们只是发挥了人类根本的可能性——思想无权处置自己的生命，但是确实有无法剥夺的权利去倾覆社会，只要它能够做得到的话。在这方面，资深城市小市民那密不透风的心灵也能够从匪帮说唱中找到一些触及内心的感受，即使最终回以否认。
「我为什么要活着/死去？」的答案，毫不意外地并不直面这一问题的字面意义，而是想说：没错，你不会找到任何理由，因为你是匮乏的、有限的，所以你不会满足、不会甘心，所以渴望自在自为的自由，恰恰因此你需要活着以去学习、以去尝试一些事情。死亡从来不是这个问题中一个选项，而同样只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态度——你的命从来便被交付给了共同体，你的生死是只有在普遍者的视角下才能够和需要去担心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活着/死去？」作为问题它虽然引发了许多特殊的态度，但其实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作出真实牺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教化自己，以尽力同普遍者——这面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墙——达成和解，因而也是同更高意义的、我们尚不认识的自身达成和解。这样看来，即使这个过程中，这面墙看起来不会对此保有任何的仁慈，但其实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宽慰了。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其中的种种否认，都是在为接受这一答案做准备——「我是我」，但这是一件需要勇敢地去认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