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缘清道夫

清洁，在如今仿佛成了一项既至关重要又微不足道的问题。至关重要是因为消费场所的洁净决定了是否能把商品顺利卖出去、工作场所的洁净决定了人们能否专注于所做的事情上。于是，这里就有了维持清洁的需求，这里就有了相应的工作机会。但是之所以有这些工作机会，说到底在于环境会变得肮脏，那么这种肮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怎样的一种脏？这首先是一种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脏污，而不是一种由卫生与否所决定的脏污。由卫生与否所决定的脏污，其例子是会导致霍乱的那一类脏污，为了解决这类脏污，使用相当原始的排水渠便足够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排水系统被迫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这种复杂不能完全解释我们如今对脏污的理解，例如说，它不能解释马桶样式的区别。相反，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脏污则能够解释这一点¹。这一类脏污，更应该被称作不洁。其例子是中世纪关于不洁的种种观念，以及清朝的「叫魂」案例——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有段时期对是否洁净很是在意，以至于出现了女巫狩猎这类活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有好好管理好自己的卫生条件，甚至刻意地减少洗澡频率以避免为魔鬼所附身——尽管霍乱正是借助于他们身上的虱子来附身于他们的。

这类不洁物完全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起作用的，它需要被清除，是为了避免世俗生活受到打扰。——例如说，「风水」概念在现代社会的复活，便是凭「是否方便把这个宅子卖出去」「是否影响求职（把自己卖出去）」之类的标准来借尸还魂的，其中蕴含的是一种想要从种种幻象的威胁之中回归对平静的日常生活的愿望——尽管后者才是幻象的根源。世俗生活需要保持为世俗生活，不仅要远离污秽的东西，甚至也要远离神圣的挑战，人们就可以长久地处于这种未决定的延宕之中——须知，如果没有了神圣挑战，那么最终的审判也就没有了内容。

一般的污物，比如粪便，人们或许还会像德国人那样若有所思地观察它、猜想它什么时候会被分解、消失纳入生命的循环。而不洁物的特点则毋宁在于它的不可消解性——人们没办法想象它如何能被消灭，就同迷信之中的幽灵鬼魂一般，它注定要是阴魂不散的。

不洁物是一个囊肿、是一个僵局，它只会越积累越大。驱魔人的工作与其说是要清理掉它，不如说只是要把它维持在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哪怕保洁人员也很少会去过问那摊清洁剂与污垢的混合物将会流向哪里，她同雇佣她的人一样，只愿它从眼前消失。

只有当粪便累积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指望他们能随时间被自然地降解是无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从它身上认识到了一种不洁。因此需要在这里建立一座污水处理厂，以从事这种驱除不洁物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污水被净化了，但是不洁之物仍然只是被驱除了，它仍然存在。在下暴雨的时候，它们有时会作为被压抑者而归来。

在当今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商品在被使用后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的的剩余物，就是这一阴魂不散的不洁物。当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它不再有被使用的价值，但是它也没有成为一个无物，而是成了一个负值、一个负担，成了一个需要花心思去处理掉的东西。尽管对于社会而言，这个东西或许仍然是有待于利用或回收的。

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不洁物究竟是什么，它是什么最终也取决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只要我们希望一样东西尽快地从世俗生活中消失，那么它就是那个不洁物。——例子有：市民日常生活中所生产的垃圾、购买不能充分消化的书影音、网络上仿佛异常现象般的发病内容……我们认为它们都需要被妥善地处理，所以我们有了清洁工人、供人打分的网站、网络平台的管理员。支持着这些社会存在的是共同的、对于维持洁净的需求——不能坏了我们进行消费的好心情。

为了保持消费场所的洁净，所以需要清洁工人；为了驱散愧疚感，让堆积如山的书籍能恰如其分地变成家居装饰品，所以需要豆瓣评分；为了不坏了大家使用网络的好胃口，有毒的评论、有脾气的送递人员的页面、不合时宜的文章和旧报道……这些都需要被清除。清洁的需求，打开了相应的市场，创造了相应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一类需求是特殊的，因为它们是维持市场秩序的一类需求，或者应该说是要求。

一件商品想要流通，需要有人制造出对它的需求，需要有人说服投资人去下注于它，需要一帮人绞尽脑汁地去为它画设计图，需要有人批准它的生产，需要有人加班加点地去实际生产它，需要有人把它包装得漂漂亮亮的以推向市场，需要有人在购物软件中下单它，需要有人跨越上百公里把它送到客户手中，需要有人享用它，需要有人把它判定为垃圾，需要有人丢弃掉它，需要有人把它从客户眼中运走，需要有人拣出其中可以重新利用的部分，需要有人把它运到几十公里外的垃圾处理点那里，需要有人把它焚烧殆尽……这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学循环，相当多的努力旨在维护这个循环的顺畅运行。其中相当多一部分用于清洁的商品，自身也无非是亟待处理垃圾、是日益变得难以忍受的useless twisting our new technology。为了自身的运行，社会「创造」了如此多的岗位，这些岗位都是具有清洁工性质的、具有城市服务业性质的。他们的存在的理由，首先不在于保持卫生和有效率，而在于求一个安心。

求安心，是「他们并非想要知道他们所真正想要的」的一个例子。以中医复兴中明显凸显其差异性的地方为例，人们去寻求中医的治疗——根本上在于他们想去寻求一个安心。西医受制于科学精神的残留，往往不能给病人以安心的感觉——「大夫，我这病能治吗？」「能治，但是需要你的生活方式做出改变。」病患希望一手交钱一手回春，没想到他居然要求你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难道他自己不知道这一点吗？他知道，但他希望用钱来替他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本质上，他指望这份钱能让自己不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存在这种向度，西医没有成为完全沦落于一套由市场主导的道德系统。相反地，如今复兴的中医却彻底地市场化了，它满足了病患字面上的²要求，「我感觉不太好」，那么它便让你「让你感觉好起来」。可惜的是，这一医术的复活，没有采取张仲景、华佗、李时珍他们救死扶伤的那一个面向，而是采取了他们服务于皇帝的那一个面向——对于这后一个面向而言，服务不好顾客就如同脑袋落地，我们可以说这个面向就是清洁工、卫道夫、士大夫的面向。——资本主义为了掩饰自身无法解决疫病的困境，居然利用起了中医的躯体，传统文化爱好者理应对此感到愤怒。究竟能够拯救中医吗？可以的，并且说不定比西医更容易。以周公解梦为例：人们去寻求解梦，但是如今的解梦人完全以市场逻辑回应他字面上的要求：「你做梦，不安，因为你性事不顺。」但倘若解梦人虽依然采取原典之中的种种阐释方法，依然忠实于梦境字面上给出的种种意象，但同时又能真正关切这个人的生存方式中成问题的地方，并不由分说地愿意冒风险为追梦人提供一场精神分析般的解梦，那么这样的治疗便挑战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权威——这样，他或许会触发如今这套中医圈话语的敌对，但或许能成为下一个拉康……

提供安心，是城市白领的至高任务。所谓城市白领的「白」，其最初的意义或许是因为他们远离体力劳动、因而不容易弄脏领子，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上往往是要处理不洁之物。如同驱魔师一样，选择白色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方便于他们所作的工作：白手套、白帽、白色道袍……这里有一种不对称性：清洁工不是白领，而白领归根结底是清洁工。清洁工之所以不是白领，因为前者由于其工作内容，从而很少得到后者的尊重。而后者之所以往往不尊重前者，正因为他们不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社会身份之中的清洁工性质。更进一步说，白领从工作场所带回来的一身无形的脏污，无法用寻常的方法去洗净，而必须要通过雇佣后者的劳动来达成这样的清洁——其目的也不在于保持卫生和有效率，而在于替自己也求一个安心。

城市之中诞生的独特需求，大多基于类似「娱乐众人的小丑自己也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治愈心灵的心理医生自己也需要时不时地去看一下小丑」这样的自身循环结构。无论小丑还是心理医生，都没有在经济生活下同病相怜中达成一种团结一致，相反地，这里被反而建立起来的反而是一种不对称性、一种阶级差异：白领可以说「我工作像牛马一样」，但是牛马们对此又能说什么呢？——关于巴黎街头的脏乱差的话题，有一段时间引起讨论，这里面有丰富的探索空间——譬如说，把持着运动的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市民在运动中所穿的，不正是象征着巴黎街头清洁工人的黄色背心吗？通过占用这个位置，运动被导向了对城市中产阶级的同情（我们的生存状况毫不体面，而是像清洁工一样，像是小丑一样），他们的诉求因此是要替社会求个体面的问题、购买力的问题、市容市貌的问题。

我们对于市容市貌的问题也不陌生，清理天子脚下的「低端人口」的系列行政运动，以及相关的统一牌匾运动、老旧小区改造运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暴露了部分地区行政人员在思想觉悟上的不过关。消防安全、生产安全、不良就业、环境问题的问题，必须得有人做出让步，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该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让步？这一个问题被含混地绕过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中产阶级所获得的、自我标榜为「低端人口」的话语——「人人都是低端人口，所以没有互相尊重」。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典型，实际上只付出了雇佣服务业者的价格上涨这点微不足道的代价，他们实际上推迟了同低端人口的共同命运——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化、也不需要做出任何变化。他们的同情是假惺惺的，因为他们的同情仅仅基于一种把自己同底层人士相区分开来的自我认同，他们是严格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来给出他们同情的，因而根本上是认同这种偏袒对待的。对于这种自我陶醉的同情，人们应该给出一种被爱者式的拒绝：不，还不够，在你那里，看到的还不是我，还依然是你自己。

市容市貌的问题，根本上说不是由这些外来人员的群聚带来的，他们来到这里不如说是缓解了这些问题：城市都市人的绝望之垃圾堆，也是他们的希望之城，哪怕是居民生产的日常垃圾也因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而酝酿着无穷的开发潜力——它们因此也变得不那么阴魂不散了。快递员和保洁员，是直面不洁之物的人，在城市的生态学循环中，他们是负责善后的人，也是令白领们的善后工作成为可能的人，他们是尊严有待承认的人。

不错，社会之中有优胜劣汰，但是究竟凭何种标准，城市中产阶级能够说自己比赤裸的清洁工人更加优秀呢？在社会的标准中，我们根本不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如何能谈一种竞争呢？我们的工作既然不被承认为同样有尊严的工作，如何能谈一种卓越与否？阶级的划分就在于此：处于同一生态位的人们，被指派为了不同的阶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谓「优胜劣汰」曲解了达尔文的精神，令它为阶级的优劣划分背书。它的错误不在于它的残忍，而是它过于温情：对特权阶级太过温情——它不忍心看到特权陷入竞争之中，所以发明了一种基于区分的虚假的竞争，具有生命活力的竞争被排除了。现如今颇为流行的「卷」的话语，我们不应关注它的内，而要关注是什么令一个人停留在这种话语中：因为他拒绝承认和清洁工人最终是处于同一个赛道上、同一个生态位上，因而希望通过话语层面上的操作来永远排除要同他们的竞争的可能性。

自然，所谓「生命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都要在「生命的循环」中去找到依据，这是一种颠倒和退行。齐泽克在他没来得及写下的文本中谈到了这种虚伪的升华。它最终是专门为都市人所准备的一种虚幻的升华，它自身就是由高级清洁工们生产出来的一款驱魔产品——尽管它本身并不更少地成全了不洁物的阴魂不散。

社会以这种方式不同于自然、并且不可能被还原为自然：大体上，不可改变的东西是生命的循环，能够改变的是这种循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这种垃圾生产者-垃圾清洁者的阶级划分之上，还是别的什么之上。这种阶级划分既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也恰恰是人类力量的证明，说明人类从来便能够以这种方式对自然有一种内在的超越，从来便能够找到新的模式去取代这个旧的循环——ὁδὸς ἄνω κάτω μία καὶ ὡυτή，这是人类的本质性的力量所在。太初有道，但是具体是怎样的道（不仁慈的天道？太人性的人道？）根本上是由人所能够决定的，是人所不必要去顶礼膜拜的。因此精神的秩序不能被还原为自然的秩序，因此在「生命的循环」上所发生的退行在思想上便是错的。

父辈打拼了这么久，希望我们不用这样辛苦，其实是抱有一种人上之人的幻想。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即我们的工作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清洁工性质的，会不会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但是我们会以他们未能见到的方式忠实于他们所想要的，也就是说离开他们朴素愿望中那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比他们更有觉悟地站在赤裸的清洁工的这一边——去以一种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对抗这种对「生命的循环」的喧宾夺主的私人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