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房
伊凡
在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房》中，描述了一种被害妄想症的典型形象：伊凡，一个看起来是清清白白的人，突然有一天领会到一种可能性「谁也不能保证免受牢狱之灾」——这个可能性的存在撕破了他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令他开始怀疑别人会把最近发生的谋杀案怪罪到他的头上。所以他强行打起精神，想要尽一切努力排除这种可能性，最终精神不堪重负，被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里出现的是一种经典的命定论神话结构，在类似俄狄浦斯神话这样的故事中，一切避免命运的努力都将人推进了命定的宿命之中。而在上面的故事中，伊凡的挣扎，最终虽然没有令他住进监狱，但是也住进到了疯人院中。或许这恰好可以对应于他在精神上的「犯罪」，就是在那个向他展示出来的可能性所表现的拒绝。
我们的时代有属于自己的被害妄想症，就是说话前先叠甲：人们现在不是先说话再加以澄清、辩护，而是在说话前先叠甲、套盾。例如说：在还没有清晰地理解要表达的东西时，就开始试图令被表达的东西令他人都满意。
我们可以这些词的词源、即电子游戏的棋牌子类中去理解它的特点。「叠甲」「套盾」这些词，往往和「过（牌、一轮）」这样的词组合使用，因为它们皆起源于回合制的棋牌游戏。这类游戏中，玩家要一个行动轮内做好所要做的一切，然后将行动权交给对方，在这样的抛接球般的交换中完成游戏。根据这样的语境，我们可以对此有一个最初的认识：叠甲是在回合制限制下的一个行动，作为动作，它消耗回合内的资源，并为下一个回合的到来做准备。
什么是回合制？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网球、乒乓看作是回合制的游戏：当我们把球打回去，那么我们将不能再对它做任何事，我们只能相信一点：在短暂的失控感之后、控制权将会被交回到我们的手上。例子有：在网络论坛上留言，哪怕没有被直接提及，后续的帖子也仍可以是对此的回复……或许这也是人们喜欢在一个讨论「串」或者「楼」中附加留言的原因。而反例则是：投简历、去和单个的人交流，这不是回合制的游戏，因为没有控制权会被交付回来的保障，这里只有一次次石沉大海。
在畅销小说《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中，主人翁患有抑郁，他尝试积极起来，但是事情没有任何好转。但是，他发现对着墙壁练习抛接球会让自己感到好起来。原因是很单纯的，因为这一行动实质上是一种最基本的练习，这重建了他的秩序感，让他重新找回了对节奏的把控：绝望就像一面不讲道理的墙壁，哪怕是这种绝望也提供了最低限度上的回应，那就是一种干脆的拒绝——人应该对这种干脆心怀感激……绝望正是可以与自己练习抛接球的好的对象，此时正是反思的时候。
伊万的状况，则要困难许多——他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他是在一切看似坚实的保障背后都看到了这种控制权的转移最终是没有任何保证的：人是会犯错的、所有的法律都是会失误的、所有的交谈都是会被误解的。他对此的表述是：「他知道他沒犯過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證將來也不會殺人、放火、偷竊；可是偶然間無意犯罪不是很容易嗎？受人誣陷，還有審判方面的錯誤，不是也可能發生嗎？」
当我们说到社会的黑暗，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是说，社会会不讲道理地直接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里去；而是说，但它不容忍人犯错，只有在这方面上它是相当讲道理的。伊万的恐惧实际上是对犯错的恐惧，因此他要求过错能够得到原谅，因此他谴责社会「對人的存在採取形式上的、無情的態度」。在此处我们可以拿他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相比较，后者并不求过错会被宽恕。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伊凡在其思想上的绝望之中对社会发出了最严厉的谴责，仍在行动上他仍然寻求来自社会的、最终的保证——「救救我吧，社会」。
伊万的绝望，同一种隐秘的、虚妄的希望绑定在一起的。这种虚妄的希望是非常难以弃绝的东西，人们宁愿在这场抛接球游戏中被迫走向被动、操作的空间与时间一再地被压缩、逐渐跟不上节奏、甚至变成行尸走肉，也不愿意放弃对这一最终保证的希望。这样一种非形式化而有人情味的保障，只能是基督教中上帝。
「伊凡．德米特利奇怕人家以為是他殺死的，就在街上走來走去，面帶笑容，可是遇到了熟人，卻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口口聲聲說再也沒有比殺害弱小和無力自衛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伊万简直没法子忍受什么也不做。但是又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因此他此时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强迫性地去逐一排查那些最微小的过失。如此看来，伊凡的行动甚至不能说是一种有效的叠甲，只是在挥霍着自己的资源去做一些不适当的行动，这时他所叠的不是护甲，而全都是「debuff」——负面效果。伊凡的症状在于他明白自己此时无论如何做都是错的，但他无法停止。损害他的，是在秩序感失落后的仍然留下来的、形式上的对这种秩序的习惯性的遵从：无论如何，总要做些什么。
如果要找到这一发展在哲学上的对应物，可以参考《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的章节。由于伊凡的这种「我们怎么能够断定……」的游移不定，我们这里简单地把伊凡的问题归到「怀疑主义」的环节。这样，如果再加上故事的另一个主人翁安德烈所遵循「斯多葛主义」，正好可以凑成一个对子。
安德烈
安德烈仿佛是一个始终没有接触到绝望的、一直生活在日常状态中的人，他代表了另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不是像伊凡那样确立尖锐的对立，而是拒绝承认这种对立的存在。
他是伊凡的主治医师，是一个典型的自我中心式的人物。他漠视别人对他的评价、漠视社会的认同。在他自己眼里，他近乎是一个道德完人——字面意义上的圆满的、完成了的人物。尽管他发现周围的人常常对他有所误解，但是他往往能够屏蔽这些干扰。对于生活中的琐屑，他有很多抱怨，但是往往能独善其身。
「據說他年紀很輕的時候篤信宗教，準備加入教士的行列，一八六三年中學畢業後有心進神學院，可是他的父親，一個內外科醫生，刻薄地嘲笑他，他父親乾脆聲明，如果他去當教士，就不認他做兒子……不管怎樣，他讀完醫學系以後，沒有去當教士。他看來並不篤信宗教，初做醫生的時候就跟現在一樣不像是宗教界的人。」阅读这段文本，我们会发现自己更容易同情伊凡，因为安德烈似乎如此不忠实、不坚持、漠视生活，似乎仅仅是作家的讽刺对象。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他的坚持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而且完全超越了天真，而他的独善其身也不能称之为一种技巧而只能称之为一种姿态了。问题不在于他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丑恶，他的问题同样深沉，以至于伊凡只能谴责他的出身和他思想的浅薄、总是用斯多葛派的世俗智慧化解严肃的对抗。
在剧情的推进中，安德烈因被喜爱和伊凡聊天而招致他朋友的怀疑，怀疑他是不是也疯了。随后安德烈就迎来了各种试探和考验。在这些考验中，安德烈始终如一地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就像斯多葛的精神那样，无论是在皇帝的境遇中还是在乞丐的境遇中，他都把它们当作是身外之物，哪怕处境进一步变得糟糕，他也对此置若罔闻。他的朋友们不顾强迫他的意愿把他送去旅游（用的是他自己的钱财）、偷走他仅剩的钱财、趁机夺取他的职位……令他一无所有。而他居然就任由他们这么做了，不做一点反抗。如果说在伊凡那里出现的是一种胡作非为，那么安德烈这里出现的则是一种不作为。
同伊凡不同，安德烈是自以为自己能够容忍着这一切的肮脏和丑恶、并生存下去的人。与伊凡不同，对于希望的虚妄，他在早年已经把这种绝望铭刻到了心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生存方式。与伊凡追求普遍的保证不同，他追求特殊的东西：遥远城市里的医学会议、报纸上介绍的最新科技进展、书籍……他了解它们，但是并不追求它们、参与它们，因为他不能相信美好的事物可以在此岸发生，而只利用它们的概念上的可能性来同自己生活的处境拉开距离。就此而言，这些他口中的美好的东西都是工具性质的，而非目的性质的。
他不相信自己的身边、这个乱糟糟的环境中能够有什么东西能带给他。所以伊凡对于他是一个惊喜。不是出于想要教育或者救治伊凡的目的——他知道，伊凡的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出于对自己的自恋的某种责任感，他接近伊凡、和他谈话。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令伊凡的高谈阔论打动他——伊凡谈到了对斯多葛主义的藐视和对安德烈生活方式的谴责——这段高谈阔论占作品的比重很大，但是对于安德烈的情节来说是次要的，因为直到在濒死的不清醒状态中，安德烈才稍微考虑到了一点这里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安德烈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迎向伊凡的挑战的，这是为什么？
「我們永遠也談不攏，您要叫我改信您那種信仰是辦不到的，」伊凡说，「我要坦率地說，我認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開導我。」但是伊凡完全误会了安德烈的意思，他不是来传教的或者治疗的——安德烈毋宁是和他处于同一层面上的人。安德烈并不害怕病态和倒错，无论是伊凡的还是自己的。「我根本就無意於要您改信我的信仰……但願您知道，我的朋友，我每次跟您談話有多麼高興！」安德烈回答道。
安德烈是醉心在自己面对这种「危险」对话时所表现出的勇敢的姿态里的——和受过苦难的人在思想上的交锋，令他能够确证自己的信念：即使是对于伊凡这样的人，安德烈自始至终没有因他而改变自己的信念——他知道了，他将永远也不会陷入到伊凡那样的怀疑中去，他的自我保护机制、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是完美无缺的……他仍然掌控着一切。无论伊凡做出怎样热诚的控诉，安德烈那颗坚定而冰冷的良心，仍然不为所动。这就是斯多葛所推崇的「不动心」，对安德烈而言——正如对历史上的斯多葛主义者而言，它不依靠思想或者理论，而是从自己一贯的行动（惯习）之中建立确定感。——这一点对于伊凡而言，是完全不同的。
在叙事上，伊凡的故事在镜头转向安德烈那个时刻便已经结束了，伊凡对于安德烈，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令后者可以认识自身、体验自身的方式，一种配得上他的自恋的抛接球挑战。因而，伊凡所说过的话、所施加的影响对于安德烈而言，只能说是一个不详的征兆，真正令安德烈厄运缠身的，是他同自身的相遇。
交错的男高音二重唱
即使要冒忤逆契诃夫原意的风险，我们也要说，伊凡和安德烈之间的区别并非是由伊凡和安德烈的谈话中所表现出的、激情和情感的高下之别，而是思维上的区别。我们毋宁认为，契诃夫在这里面对着不得不这样写的困难，令他超出了自己预先的写作意图。
困扰着伊凡的是一种无名的恐惧，但是在他想要恐吓安德烈时，所列举出的都是有名的、有形的东西：「您蔑視痛苦，可是您的手指頭被房門夾了一下，恐怕您就要扯開嗓門大叫起來了！」他采用了这些有形的痛苦，因为只有这些特殊的地方能另他把自己同安德烈区分开来。然而就连他自己也会承认，这些痛苦确实是可以藐视的，就像他实际上也藐视了自己迄今为止所受到的虐待，从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生存方式。就此而言，他同安德烈是一样的。他们各自以某种方式在这个环境中达成了某种内在的超越、达到了某种形式上的自由，但是它们的方式互不相同。正因如此，伊凡和安德烈才有了误解彼此的可能条件。
安德烈的主要对手是来自话语的对于他的欲望的否定，他内在化了这种来自外部的否认——并成功地把它普遍化、合理化了：无论我怎样做，（对思维而言）都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安德烈的行动，就是不断地消解被给予的东西，对生命体验做一种思维上的否定。即使在外人看来病态化的过程已经发生，他仍然并且能够坚持这一点。所以对安德烈而言，伊凡就是形式自由的实现，即使他自己不能发现这一点。
伊凡身上也发生过这种内在化的过程，他的对手则是实实在在的痛苦，他内在化了一种保证的意识：只要我这么做了和那么做了，就不会挨打受罚。——这是「不动心」的怀疑主义版本，正因他完全把自己交付给了这种保证，所以他能够把自己交付给多样而丰富的生命体验，而无需担心自己失去自身的自由。即使在外人看来病态化的过程已经发生，他仍然并且能够坚持这一点。所以对伊凡而言，安德烈的形式自由概念正是「對人的存在採取形式上的、無情的態度」，正是这种保证的敌人。
实际上无论是安德烈还是伊凡，他们只有在自己的对立面中才能找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只有斯多葛式的空泛而普遍的断言「人免不了犯罪坐牢」，才伊凡所寻求的最终保证的唯一可能形式。而安德烈所相信的抽象自由，只有在伊凡这样恰恰不能从这种抽象自由中得到安慰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一种体验。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在于他们都牢牢抓住一种同自身的一致——例如说安德烈的言行合一和伊凡的对体验的忠诚——而不是去发现自己之中的矛盾。他们在精神病院相遇，现实层面的原因是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主体层面的原因是他们无限期地推迟这一自我认识的任务，一味地把自己地一切行动转让给了自己的防御机制，于是错过了做出真正行动的时机。交错的男高音二重唱，纵然交错，但是从未真正发生化学反应，因为他们自说自话，在他者身上始终没有认出自身、不能发生移情。
出现在契诃夫小说中的这两个形象，尚不能克服在托尔斯泰那里便已经出现的苦恼意识，就此而言，他本身不会提供比托尔斯泰式的皈依更多的解答。但是它们清理出了托尔斯泰内在分裂的两个方面——它们所表现的是苦恼意识在面对终极保障或者真理标准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退缩或游移不定：一方面还是不得不要追求保障，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这保障当作是保障，因而这种保障只有在彼岸才有其实在性。
这种彼岸就其本性而言就不是可以追求到的东西，而不如说只是一个效应，其根源就是主体在终极保障问题上的退缩。用一句话概况就是：这是关乎真理标准的问题，而不是态度上的问题。因此意识在主观方面做出的任何调整姿态的努力（行动上的享受、思想上的接受、思想上的抵触、行动上的反抗）都是无效的。只有接受这种理论后果，才能放弃采取这些强迫性的行动；只有不再采取这些强迫性的行动，才算是真正接受了其理论后果。否则，意识所做的这些决算、牺牲和放弃，都或多或少地是一种自欺欺人——假如人们还是认为对于「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些问题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那么种自我欺骗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