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苏格拉底学派
苏格拉底死后，留下的是受其震撼的一代人。他们或被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善」的原则所激动，或受其高贵的德行所感化，或因其针砭时弊的巧言所兴奋。他们不是模仿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行事，而是按照苏格拉底从他们内心中引出的东西而行事。
有3个影响比较大的学派：麦加拉学派、居勒尼学派、犬儒学派。
麦加拉学派
麦加拉学派重论辩，主要研究λόγος，人均辩证法家，喜欢搞两难。他们是借尸还魂的埃利亚学派，在智者批驳了埃利亚学派的「存在」后，他们从苏格拉底那里找回了事物本身的普遍性。他们把埃利亚学派的「一」与苏格拉底的「善」等同起来，使得那个永恒不变的「一」从自然领域来到了精神领域。
欧几里得，学派创始人，他说「善是一」，「有很多名称；有时称为理智，有时称为神，有时称为νοῦς，等等，但是与善相对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欧布里德斯，他提出了几个两难：①说谎者问题——「一个人承认自己说谎，那这个人是否在说谎？」；②隐藏者问题——「你认识你父亲，但你不认识那个躲藏着的人，所以你究竟认不认识你父亲。」；③秃头问题和谷堆问题——「多一粒谷粒能否成为谷堆？少一根毛发能否成为秃头？」。
斯第尔波，他提出了几个论证：④「谁若说有人，就没有说任何人；因为他没说有这个或那个人。」；⑤「这里陈列的白菜是不存在的。因为白菜在好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白菜并不是这里陈列的白菜」。
其中，这几个问题都意图展现现象的无定、矛盾，都期待人们回答「这不好说」、承认「善」的单纯性。其中除了3比较隐晦以外，都很明显的涉及到普遍与特殊的问题，也就是这一个和共相的问题：人是真实的东西，是语言能表达的东西，而这一个人则不然。至于3，可以这样理解：谷堆是真实的东西，而具体的量的规定则是达不到这种真实的，于是量的规定就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东西——它无法给出简单的、确定的是或非。他们想说明，只有单纯的普遍者才具有真理性，而特殊者则总会陷入矛盾：这一个作为名字只是一个「刻舟求剑」故事里标记，它总是可以带有相反的谓词（即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或者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语言中只有作为普遍者的能指，所指作为特殊者、个别者总是无法保存在语言中。
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评价安提西尼时，说：「安提西尼把共相说成了独立的东西，所以他使一切解体。」意思是规定性（λόγος）是不依赖详细的规定（λόγοι）的，苏格拉底是各种不同理念（εἶδος）的集合，而不是某个个体。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的反智者立场的彻底化，他们彻底否定了作为不可分割的-原子-个人。
居勒尼学派
居勒尼学派，主要研究个人的生活。他们在苏格拉底那里学到的，是感官的、特殊的享乐方式的空洞性，这令他们转而寻求更「高级」的享乐——理智的享乐。这并不是是说他们摒弃了感官享乐，恰恰相反，他们更重视肉体的快乐和痛苦，只不过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理智而取得肉体的快乐、避免肉体的痛苦。
与其说他们是转头投身入现实，不如说他们是从未真正离开过现实。他们重视情感而轻视自然、轻视辩证法，他们认为人只需要知道什么是善就足够了。在他们眼里，重要的不是「善」是什么，而是人能达成什么，他们不关心如何达到善，而关心如何成为贤人……苏格拉底的死无疑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观点。这涉及到理念对感性需要的成全，类似康德的实践理性，但是以个体形式来表述——「我能做什么？」「我应当相信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成为贤人的关键，如果运用现代点的说法，在于运用自己的「意志」——这个「意志」即是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指一种在感性世界中的理智行动，它以感性快乐为目的。在他们那里同时出现了目的的概念，义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
阿里斯底波，在遇到苏格拉底前，便是一名智者了。他是个奇人，在与苏格拉底交游的情况下还维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并吸引了苏格拉底下同伴们的广泛仇恨。遇到苏格拉底后，他承认了感官享乐的盲目性，但又拒绝那种被无限推迟了的幸福。于是他创造了一种高级的享乐——以精神修养为前提的享乐。这里仿佛出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原型，他主张人就是要为自己而活，「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他将意志的执行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无赖」。
关于他的奇闻轶事非常多，可以找到非常多乐子，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65节以下，里面有很多非常生草的妙语：
- 他是苏格拉底的众多追随者中收费并给苏格拉底送钱的第一人，这让苏格拉底很恼火。
- 有人问他哲学家的过人之处，他回答：「如果所有的法律都被废除，我们仍然会一如既往地生活。」
- 他服务的君主吐了他一口痰，他唾面自干，事后说：「渔夫为了捉小鱼愿意让海水浸透，我为了抓大鱼就不能忍受掺了水的酒吗？」
- 第欧根尼指责他：「如果你会自己洗菜，就不需要去奉承别人了。」他回击道：「如果你会奉承别人，就不需要在这洗菜了。」
- 君主问他：「为什么哲学家会登富人之门，而富人从不登哲学家之门？」他回答道：「因为哲学家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钱），富人则不知道。」
- 柏拉图骂他生活奢侈，他说：「有比我更奢侈的人，但你仍觉得他是好人，所以没有什么能阻止人过奢侈而美好的生活。」
- 有一次他走进妓女的房子，追随他的年轻人害羞了，他说：「难办的不是走进来，而是走出去。」
- 他宣称，做乞丐比做没教养的人要好，因为前者需要的只是钱，而后者需要成为人。
- 一次他被人追着骂，他想溜，有挑衅他为什么想逃走（那时候作出正面回应是辩论的义务，所以苏格拉底显得那么烦人），他说：「说坏话是你们的权力，不听是我的权力。」
- 有一次他在海上遭遇了风暴，怕得不行，有人问他：「我们普通人才不害怕，你为什么怕？」他回答说：「我们灵魂不能相提并论。」
- 君主问他，为什么来这里而不是苏格拉底那里，他回答：「当我需要智慧时，我就去苏格拉底那里；当我需要钱财，我就来你这。」
- 苏格拉底问他，「你哪里弄来的这么多钱？」（讽刺他收费）他回答「你怎么就弄了这么点钱。」
- 有人指责他遗弃自己的孩子，他说：「痰和虱子也是我们自己的产物，但是由于它们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把他们扔得远远的。」
可以说这种过于从容不迫的健康人，以及这些机智的妙言的种种变种，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理想主义的、尤其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哲学家。从各种名声大噪的「明星思想家」，到为官方背书的御用骑墙派文人，到Žižek所称的「狗智主义者」，到鲁迅批评的「扭曲如蛆虫」者，再到为官方背书的御用骑墙派文人，到认清虚妄去卖保险套的前哲学小天才，到大言不惭的知识向大V，到博学多才的看火队长……可怕的不是打开潘多拉魔盒，可怕的是看到盒子底端的希望后仍然坚定地弃绝了它。这些人在任何时代都比任何犬儒者都更能让哲学家们破大防，气得跺脚——尤其是人们往往喜欢把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的锅摔到这些哲学家们的头上，因为毕竟人们没有精力去详细了解他们的学说——大概只有尼采这样的人才能完全地肯定他们。我们甚至可以假想，柏拉图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划为两个世界，是否是因为想和阿里斯底波划清界限。
忒俄多洛斯学派，值得说的就是它把公正成为善，把反面称为恶，而把快乐与痛苦作为他们的中间状态。这里的中间状态指的是它们理智和快乐彼此相干，这是对阿里斯底波原则的阐释。
赫格西阿斯学派，同样关心痛苦与快乐的问题，与阿里斯底波相反的是，他们秉持的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幸福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是本性上快乐或不快乐的，同一件事物可以令一些人感到快乐，另一些人感到痛苦。如果用快乐的量度去衡量事物，那么很多事物没有什么不同。贤人不在于他更能取得快乐，而在于他们更能躲避痛苦。
安尼克里斯学派，则更加世俗化，他们承认平凡事物中获得的快乐：友谊、尊敬、感恩……甚至是爱国。在此，贤人甚至连躲避痛苦都做不到了，他们并不比一般的意见更优越，他所能做的就是珍惜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快乐。
这是一个逐步从理想下降到现实的过程，它体现了个体的人在时代的浪潮中追求个人幸福的努力。而这种努力——贤人的理想，在走到最后安尼克里斯学派时，作为一种以学派形式继承的努力，在实质上已经破灭了。（或许尼采的超人也是如此，它从来不是一种可教的东西，而取决于非常个人的天性和经历）单论这个学派的历程而言，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灵活的乐子人，最后只能老老实实当回日子人。
犬儒学派
犬儒学派和居勒尼学派类似，兴趣在于一种实践哲学——「我能做什么？」「我应当相信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不同的点在于，他们的回答不是「趋利避害」「快乐」和「幸福」，而是「自制」「德行」和「宁静」。受苏格拉底的德行的影响，他们追求德行而非幸福。而苏格拉底的死，让他们愈发弃绝了对德福一致的指望，表现出一种断然的自制。与居勒尼学派一样，在他们追求各自的实践哲学时淡化了最初的那个有着德行与幸福双重性的模糊的「善」的概念，而是偏向它的某一方面：居勒尼学派坚持其肯定的一方面，而犬儒学派坚持其否定的方面，如果可以谈到柏拉图，那么他则是试图同时保全两方面。
安提斯提尼安提西尼，被称为「单纯的狗」，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坚忍，从中总结出教条，如：「美德是自足的，除此之外便什么都不需要了。」「清心寡欲是神圣的。」「贤人是自足的。」等等。在他这里出现的是与阿里斯底波的亵渎而机敏的妙语所对立的神圣而庸常的教条，这是一些完全正确但不近人情的废话，在我们的时代里显得不是那么有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有太多规训的时代。他很有「道学先生」或「道德家」的气质：他反对成文法，而主张德性的律令，讲求「克己复礼」。他喜欢穿得很破烂，并因此怡然自得。如果他在大街上走，看到行为不端的事就会走上前去一通教训。他主张德性是可以传授的，而他的种种教训，涉及到人生、学习、教育……但唯独没有告知这么做的理由，而这才是苏格拉底的教育中最关键的部分——要从受教者内心中引导出知识。他与阿里斯底波，哪一方更坏？是教训人做有德之事？还是引诱人做缺德的事？很难分彼此。可以说这个人如果作为教育者，是不太合格的，虽说他自己从不接收门徒。
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是安提西尼的门徒，他是通过死缠烂打的方式当上门徒的。据说，他的第二个老师是一只老鼠，他见它四处游走，不需要任何地方安息，也不畏惧黑暗，也不拒绝任何种类的事物，他从中学到了适应环境的办法。他发明了流浪汉三件套：对折的斗篷，棍子，袋子。最后他找了个桶当屋子。他说「没有什么动物比人更聪慧，也没有什么动物比人更愚蠢。」他认定没有什么是比遵从自然律更高的生活，因而在知道柏拉图去西西里旅行时，问道：「明明这里也有橄榄，为什么要去西西里吃？」一次，亚历山大向他许诺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回答说只想要他让开，不要挡住他的阳光。但阳光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想要的是贬低亚历山大。可以说是比较烦人了。
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雅典没落、黑白颠倒的时代，一切都仿佛在说明：好人受苦，恶人享福，于是他干脆把得利等同于邪恶，同等地厌恶阿里斯底波和柏拉图，从漠不关心走向厌恶和弃绝。这种厌恶与弃绝绝非黑格尔认为的那样只有消极的作用（「把理智用在这类事情上是不对的。」），而是展现了对既有伦理的一种抵抗——比如奴隶制度、雅典中心主义、享乐主义，第欧根尼都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挑战了这些看似稳固的东西。黑格尔说，他们有精神的教养，因此「不能算是隐士」，他们的意识本质上还是与其他意识处在联系之中的，「只有在雅典他们才能生存」。如果将犬儒派的信条解读为单纯的独立，那么这评价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不如说第欧根尼本来就没想达到完全的独立，而是想在共同体中唤起向朴素生活方式的回归——雅典已经没落，但是雅典人保留了原先那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在第欧根尼年轻时，曾得到神谕说「允许你改变城邦的共识」——然而他把「共识」当作了同名词「货币」然后因造假而被驱逐——这个说法才是他行动的原因。他憎恨一切双重标准、言行不一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与之战斗，他的愤怒虽然是过于重视外在的、盲目的，却不是无根据的。他常常在争辩中吃瘪，但对方的反驳——无论是阿里斯底波还是柏拉图总是没有直面他的最根本的要求：「为什么你们不像苏格拉底那样有德性？我过得这么朴素却仍能很好地生活，那你们为什么不能简化自己的需求呢？」而柏拉图不认为有这层意思，始终将他的根据理解为虚荣心作祟，既然他「没有看见桌子本身和心智本身的心智」，狗嘴又如何能吐得出象牙呢？因此柏拉图只当他是「发了疯的苏格拉底」、因虚荣心而发疯的苏格拉底。
这同样是一个逐步从理想下降到现实的过程，它体现了个体的人在时代的浪潮中想要维持最初的本心。对于这个学派而言，这努力同样是失败的，时代的剧变下不容许任何思想上的天真。至于后期的犬儒派，只剩下了愤世嫉俗，无论他们在批判什么，已经脱离现实而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