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学派

黑格尔认为，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既是对立的，又是相似的。对立在于，他们分别坚持了犬儒学派和居勒尼学派这两股截然相反的精神，前者为思辨或普遍性的原则，后者为感觉或个别性的原则；相似在于，他们都坚持一种抽象的原则，并要求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建立一种系统¹的哲学。因为那时的人们考察了方方面面的东西，但是得到的成果是零零散散的，这两个学派试图找到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将其贯穿起来。这种原则，在伊壁鸠鲁派那里往往被称作准则，而在斯多葛派这里往往被称作逻辑。（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名字：pneûma、吹息、精神、灵魂、规律、神、天命、逻各斯、火，自然、推动力、种子……）

这种以逻辑为主导的认识论是从表象开始的：首先有一个表象，然后思维对此予以承认——按康德的话来讲，就是接受下来成为我的表象——于是这个内容就具有了命题的形式，就具有了真理性。一切现象之要成为具有真假值的判断（被把握的表象），必须是要组织在逻辑规则的支配下。一个按照一定逻辑规则联结了一切现象的体系，就是世界全体。（听起来很像莱布尼兹的逻辑之梦，两者同样想要发明一种语言来方便地进行命题演算。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们是各自时代里形式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代表，都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康德曾说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一步进展，是言过其实，历代不少学者都为康德意义上的逻辑学系统添加了范畴。）在表象和被把握的表象之间出现的就是著名的真理的符合说：真理在于认识和对象的一致性。自古以来想要兼顾一致性与普遍性的努力都失败了，斯多葛派也不例外。他们之中，或坚持一致性而走向自我毁灭（早期），或坚持普遍性而陷入自相矛盾（后期）。前者的代表是自杀的创始人芝诺。后者的代表是言行不一的政客塞内卡。

这种对一致性与普遍性的追求，源自其创始人芝诺。他追随最后的犬儒派代表Krates学习，这为斯多葛学派奠定了基调：自给自足、抽象教条、道德说教……而其之不同于犬儒派，主要在于：曾经对外界极度敏感的愤世嫉俗，如今已彻底化，转化为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共同体的生活不再是主要的论题，他们的关注点退回到个体之中。

这种退回是有迹可循的。罗马帝国相对于希腊天国，个人的力量被帝国广阔的版图无限地稀释，所有人都被一张笼罩着全帝国的权力之网支配着——无论平民、帝皇还是奴隶。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以儒家为官方哲学的中国帝制时代²：下到贱民，上到皇帝、高官，无一不是权力的人偶。而所谓的明君，并不能如儒生所想，为后世皇帝树立榜样，事实上，他们能树立的只有牌坊。而牌坊后的事情，那些「宫廷秘史」与「十日谈」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斯多葛学派这里，对他们而言，一面能够维系起脆弱的道德平衡的牌坊已经弥足珍贵了。这面牌坊他们称为道德。

在罗马世界的悲苦中，精神个性的一切美好高尚的品质都被冷酷粗暴的手扫荡净尽了。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遊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³

什么是道德呢？道德就是遵循本性而生活。这个定义和苏格拉底的德性是类似的，不同之处在于，道德不求回报，其自身便是回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专门分析过德福一致的问题，而在斯多葛这里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孤立于利益的德性而是道德，而唯有满足了德福一致的德性才能算道德。道德是进一步规定了的德性。在这种道德论中也有一种现实主义，善直接地就是有用，义必须与利是不分开的。

这种德福一致的理论依据，涉及到人类的本性。在斯多葛派看来，一切动物的最初的本性在于自我保存，就是与自己的动物性的和谐一致。人也不过如此，他们的一切行为基于自我保存的意识，只不过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追随理性的指引罢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天性、不和自己作对、在危险的世界中保护自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人之能思虑，因为人的目标需要思虑。这个说法把居勒尼「按照理性去生活」与犬儒「按照自然来生活」结合了起来。无论什么动物，自我保存是第一性的；而对于人而言，自我保存是理性的自我保存，或人的本质就是自我保存的理性。这个说法和亚里士多德很像，都基于一种等级学说，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斯多葛学派推理的出发点不同：他们引入了自我保存的新概念，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类似终点和吸引者的目的，而是一个在运动中参与了运动维持自己不变的统一性——不动的心。

在新的讨论中，德福一致不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只在于：这种道德是否能够实现？即知行一致的问题。在希腊人那里，知识与行为天然地未分离开来，苏格拉底所教之事便是他所行之事，他认为有了知识便会做出正确的行为，而不适当的行为本身便是无知识的表现。而到了犬儒安提西尼，他开始为自己设立严苛死板的教条，并苦苦坚持之，这时知行一致已经开始无法保证了。斯多葛学派将这种分裂继承了下来，他们主张最低限度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主张这种最小的自由正是全部的幸福，除此之外人们什么都不需要，便能够达到幸福、满足。这样，享乐和幸福是不相干的，因为快乐与作为幸福本身的道德是不相干的，西西弗斯不是快乐，但他是幸福的。⁴

他们的道德行为是不现实的，他们也清楚这一点，他们所坚持的就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理想。他们提出这种理想，意在明志，不在作为。他们设想了一种能贯彻和完成这种理想的人物——贤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谈到过：「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神灵便是斯多葛的理想人格，他的理性杜绝了对社会的依赖、拥有独立自存的力量。或隐于林、或隐于世，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完全将自己的思想从感性世界中割除出去。就像在一个黑暗时代里传递火种一样，贤人无论在多么艰难的处境下都能保证理智的火苗不被熄灭。

然而就是这样的理想，也是难以维系的：在罗马文明的彻底化进程中，就连这种最低限度文化开放和思想自由也是无法保全的。从学派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来，这火种在逐渐地耗尽——早期斯多葛派有意识地维持一种张力[^5]，要在现实之中维持理想，后来随着柏拉图化的斯多葛学派转向了对单纯的理想的追求。一开始芝诺和他的学生愿意为自己的信念而自杀；西塞罗仅仅把道德作为约束帝王的工具；塞内卡褒扬节俭的生活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为自己辩解说「我讲的是道德，而不是我自己」，道德正式成为自我欺骗的安慰剂；最后到皇帝马可·奥勒留，接受了宿命论，道德理想走到了尽头；再接下来就是基督教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