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作为雅典的牛虻，如果有机会能逮到机会叮刺普罗泰戈拉那条著名的信条——「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问道：「人是什么？」这样，就有两个方面的问题：①自我认识的问题，②「是什么」的问题。前者展现了他的伦理学原则——「认识你自己」，后者突出了他的方法论创新——知识助产术。

对于第一点，自我认识，就是认识自己的内在的东西，就是认识善。他年轻时跟随阿纳克萨戈拉的学生学习哲学，随后和老师一起参加战争。如果要推断他的伦理学转向的一个正式的时刻，那或许是在战争中，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形象：目睹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苏格拉底在行军途中突然驻足，一动不动很长时间，陷入沉思：我们参与了对同族人的剿灭，我们实质上为何而战？是为了城邦的好而战。但这个「好」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善」？苏格拉底这个问题的答案引出了他的哲学。

先来看苏格拉底的善——「德性」。忠诚，他对他的城邦异常忠诚，这种忠诚是经过考验的忠诚。他参加了三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役，在战争中冒死救出同伴。当城邦判处他死刑或流放后，为了换取雅典人的醒悟，他慷慨赴死。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他的反思、来自他对城邦现状的深刻认识、来自他正参与其中的种种行动。他曾安慰悲观的小Pericles不要放弃雅典，提出建议要改善雅典的农业（可能是因为战争中看到人饿死的惨状）。正直，他坚守原则，遵守城邦的法律，不正面参与已经腐化了的政治，而是通过公开辩论、扩大自己的影响，间接地介入政治，进而扭转社会风气。很容易想象，在这样的精神下，他身边会聚集很多人。节制，即克制、明智、仁慈、自知之明，是与城邦相处和谐的德性，做自己应该为城邦做的，力不能逮就不去争夺地位。

这些特殊的善，无一不和当时的雅典密切关联在一起，因而总是关乎于一种普遍的善。（尤其是节制，他认为「认识你自己」等于「要自制」。这后来被柏拉图作为《理想国》中最重要的原则）因此，苏格拉底的善，是普遍所呼唤的一种对个体的呼唤，也是个体所期盼的一种对普遍的向往，是普遍对个体的要求，是个体对普遍的参与，是每个人为所有人，是所有人为每个人。这是一种稳定和谐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虽不如智者「百花齐放」的倡导那样激动人心，但是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设想，因为人人为自己的利益而组建的城邦是不长久的，而要避免城邦走向解体和极端化就必须提出将原子化的个人与整体联系起来的纽带，这里的纽带是理性，真正的人道主义体现为一种反人道主义，真正的人是分有了善的人。黑格尔会说这里有了「自在自为」的意识，而在智者那里是「为他存在」的主观意识。如果说智者们很接近启蒙，那么苏格拉底很接近康德：自由是认识主体的自我认识，是一切知识之根本，而自律是一种德性，是一切实践之根本。与康德对休谟的批判类似，他展开自己哲学的方法也是对智者的批判，他们的工作也限于揭露和奠基。

而第二点，知识助产术，这一点实际上也要从他的兴趣转向人的科学说起。首先是一个「破防时刻」让他获得了他的问题，然后是一个「解决时刻」让他终止了自己的探寻：《菲多》中，他说年轻时也热衷于钻研自然知识，结果被搞得头昏眼花、困惑不解，原来明白的反而不明白了。后来看到阿纳克萨戈拉写的书主张νοῦς安排并造成万物，觉得一切都解决了，接下来只是贯彻这一原则便可以了。

首先，可以注意到，这个「困惑」正是苏格拉底想要从他所叮咬的那群人那里唤起的体验。他为何会感到困惑？他发现自己的心灵无法在承受那么多自然知识的情况下还维持着对常识的坚持，他得到了答案，但是却忘记了问题是什么——「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这表现了当时社会上的普遍情况：危机四伏，「天道远，人道迩」，如果心灵没有强大到能保持节制，那么自然科学的知识就只能起到动摇人心的作用，满足于知道一些抽象的东西。（「无知」问题也是由此发源的：这种无知可以理解为一种击中他的体验，这种体验中他可能回顾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战争的理由，由此思考得以发生。日后他强调必须先被抛入无知的境地，才能从心灵中引出知识，和笛卡尔的那种先行清除活动也是很像的。因为这个无知状态、先验自我……是人们不断回撤而达到的位置，由此出发便可以找到普遍的东西。）

其次，正是在对νοῦς的听闻中，找到了克服这种情况的方法，「心里模模糊糊地有了一种新方法的概念」，这就是避免直接去认识，而是用心灵间接迂回地去认识：在研究「真正的存在」时，「不想有的人那样，直接盯着日食，试图用感官来捕捉它们，那样会被弄瞎，而是去看水面上的倒影」。这是一种反思的方法，通过心灵的中介将那些知识和自己通达起来，如果不能经过心灵的审查，就会被认为是有危险的、不是确定为真的。这里很像康德对物自体的放弃，用放弃换取确定性。他谦虚地称这种方式为「次好」的方式，不过他观察到使用「更好」、更直接的方式的人彼此不能达到一致，因此实际上认定了「次好」的方式实际上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只有它是确定不变的，知识才是知识。（事实上他直接把善的概念归结于理性神，这种理性神就是和νοῦς一样无所不包、安排万物，是不动的推动者。）

于是苏格拉底就找到了构成他辩证法的两个环节：讽刺和接生。正是从这里出发，他开始展现出一种对通常那种辩论方式的弃绝：智者们往往讨论事物的本性和约定，苏格拉底则拒绝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认为那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认为那些事情不是目前能够讨论的：根基未稳，不能为心灵所通达的知识永远只是泛泛而谈，只会满足于熟知，只会被用于追逐虚浮的权力而使人推脱开真正要做的事情。苏格拉底所建立的根基就是定义，定义就是用心灵看到的东西，事物自身就是透过心灵看到的东西。而他树立起善和心灵，是服务于由他重构的智者的推理方法。

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正寻求推理，而本质是推理的出发点。那时尚不存在一种辨证能力可以使人们即使没有关于本质的知识也能所考对立物并探讨对立物是否属于同一门科学。可以把两件事物公平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而黑格尔说，「主张反思，主张由意识做决定，乃是他与智者们相同的地方。但是真实的思维应该是这样的，即它的内容是完全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意识的自由，就在于意识在它所在的地方，在它自身——这就是自由。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他既克服了自然哲学家那种外在的客观性，又克服了指着那种特殊的主观性，达到了一种内在的客观性，这是意识「回撤到自身」，从而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个人在辩证法中只是作为梯子存在，当辨证过程到达终点时，「善」中的个人色彩就已经被扬弃了。

例如在高尔吉亚论「无物存在」的推理中，实际上对于「存在」的概念是不同一的，是「在」「是」「有」「在此」「物」等多种意义的混淆，这一词多义固然是语言的缺陷，但是更多体现的是高尔吉亚的论证中缺少一种贯穿首尾的概念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在苏格拉底那里是由心灵来保证的。高尔吉亚论证了「存在」不能直接由语言表达，而苏格拉底则认为心灵可以间接地把握之，前者粉碎了理性的教条而后者挽回了理性的精神，这里再次能看到休谟和康德。孙子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若心灵没有牢牢抓住概念，就会容易被对方说服，即这场辩论里赢得了什么东西，也会在下一场辩论里失去。

苏格拉底区分两种「说服人」的方法，辩论与辨析。他认为任何说服都是通过将对方置于一个无知的境地而完成的，但是关键在于这之后怎么办。对此两种态度：智慧收集家的态度和爱智慧的态度。前者认为无知是可耻的事情，于是利用听众的这种心理，宣扬似是而非的说法，令他人因为羞于无知才接受下来，在事后向彼此炫耀。而后者则认为掩饰无知是更可耻的事情，说服人不在于令人「口服」而在于令人「心服」。每个人都要凭借自己心灵的力量来认识对方所说的道理，而哲学家要做的正是引导知识从听众的心灵中自己长出来，他们不生产知识，而作知识的接生婆。这样，他的辩论产生的不是胜利者和失败者，而是确确实实的知识，或者借用黑格尔的名词，产生的不是主人和奴隶，而是自我意识的自由。

苏格拉底宣扬，公众能被真正地说服，只因他们也有能力自己去达到哪些知识，因为他们也有心灵。苏格拉底的知识辩证法是从智者的辩论术有直接的，确实具有讥讽的意味，但实际上是听众的「灵机」（daimon）使得这样的讥讽成为可能，是无知者对自以为有知者的讥讽，变成了充实之「无」对空洞之「有」的嘲弄。苏格拉底不参与争论，而只是在公众中讲话——他的力量是从听众那里借用过来的。他表达的是心灵的共识对于公众人物的不满，将德性颂扬为真正的知识。他否定的是各个社会名流的主人地位，他们已有的知识被贬低到一无所有，因此招来了众多的敌视。这里有开拓者的普遍表现，否定他的人或许没有失去什么，但是落后于时代，但是许多支持他的人则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所伺应的产妇，其初鲁钝而无出息，随后倘邀神眷，开悟竟是一日千里。」^1

至此，以上两个问题，「认识你自己」和「是什么」的问题，同时贯穿了苏格拉底的「善」、「辩证法」、「德性即知识」、「助产术」……

最后还需要说一句的，是苏格拉底的死，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合适的，使得他被审判的，是他作为那个逝去的强大城邦的孩子的「辜」。而苏格拉底的态度也是合适的，他的求死意志十分强烈，他想成为圣人，也得到了成全。求仁而得仁，何怨乎？黑格尔评价道：「合理的灾祸知识由于当事人的意志和自由带来的灾祸——同时他的行为、他的意志也必须无限地正当，合乎伦理——这样一来，当事人对于自己的灾祸也是负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