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界定15世纪那场文学与艺术的繁荣及其思想成果的观念，其标志是「对人和世界的发现」。这个后来的定义下包含了许多方面的东西，显得有些混乱，我只取其字面意——人文与技艺的重生（rinascita）。

重生是已死之物的重生，重生的有：人们的信心、语言及风格、基督。代表人物有：诗人方面的但丁、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乔万尼·薄伽丘，艺术家方面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宗教方面有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

这一时期的哲学活动，比如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工作，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工作重心仍是放在清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遗产上，与中世纪有着明显的连续性。

信心的重生

首先是信心的重生。薄伽丘的《十日谈》以不久前的瘟疫为背景，其开篇可以作为整个文艺复兴的总序：

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开头未免沉重凄惨，叫人想起前不久那场可怕的瘟疫，死亡狼藉、十室九空的情形伤心惨目，耳闻目睹的人至今心有余悸，记忆犹新。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翻开本书之前就给吓退，以为阅读时会唏嘘不已、潸然泪下。其实我这个悲惨的开头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巉崄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劳累，一马平川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头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悲痛也会变成欣喜。经过短暂的愁苦（我说短暂是因为它只有几页），接踵而来的是甜美和欢快，这一点我事前做出许诺，以免你们因我不预先交代而不耐心等待。

天主既然收回了他的惩罚既然结束，那么或许会宽恕人们在黑死病后的喜悦吧。因此这信心首先是：最艰难的时光已经度过了。其次，就像大病初愈的人对人生中的种种事件会有全新的认识一般，随之而来的是人的反思——人的自身反思同时也是人对自然的反思。瘟疫是一场外来的创伤性事件，自此以后人们都知道：日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了。

人们开始审视瘟疫及其前后的经历，上帝之国虽然尚未摇摇欲坠，但也不再牢固了——对现世人对教会就会有一种藐视，正如在今天的疫情中人们对政府也有一种藐视一样——这种藐视不在于说「我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而是「我们都知道你们这样不行」，而且「你们又用尽一切力气不承认失败甚至迫害说真话的人，这种面对失败的姿态真的很难看」，因此「问题不是处理疫情的方案，而是本质上不可能贯彻任何好方案的政府」——这是一种信心，人们虽仍惧怕违逆禁忌的后果，但已经可以藐视这些惩罚了——教会终于要在观念的斗争中退场了，异教的时代来临了，而宣布这个时代到来的先锋队，就是由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诗人组成的酒神颂歌队。诗人总是走在变革的最前列，因为他们不需要搞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便可以为之敲锣打鼓、为新事物开道。

驱动着这些诗人表达的事情很简单：我太充盈了，以致不得不溢出来，把自己看作是自己的对象，表达自己的情感、歌颂自己的对象。我们也能从柏拉图那里看得到这种精神，这些诗人也正因此欣赏他，将他奉为亚里士多德那种死气沉沉的哲学的对立面，作为这场运动的旗帜，贯穿这场运动始终。这种充盈，目前是以教会的贫乏为对比才成立的。

风格的重生

上述提到的信心，还有一个（就目前而言）相对次要的来源，那就是新材料的出现，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的文本的发现。虽然目前只是望文生义地解读这些材料，因而没有很好地消化它们，但是这已经使得他们坚持与中世纪哲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立场，从而从想象中引出创造的力量。

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的重生，在目前更主要的是一种风格的重生：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重新出现的人们眼前，古典学在贵族中大热，人们对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简洁优雅、略带矫饰的罗马拉丁语推崇备至。在此重要的不是这些语言，而是随之而来的风格，或修辞学方法。也正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鼎盛的代表不是那三位诗人，而是三位艺术家——他们所涉足的领域是广博的，但他们的方法是一贯的。

这是一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强调一种对主观视角的忠实的描述，而这种主观视角的复活，体现在绘画技艺上的代表是透视法。

运用透视法，即使画的是一副无人的自然风景画（Landscape painting），也处处体现着人的痕迹：这一切都仅仅收于人的眼里，这种美只能由人来欣赏。可以通过对比风景画和中国传统山水画之间的区别来突出其特征：山水画画是想象的山水，技法上采用一种非人的高高在上的视角，想要表现一种超脱；风景画画的是再现的风景，技法上采用画家主观的视角，想要表现对此世的热爱。

风景画拿自然来取悦于人，是一件稀奇事。早先的人与自然贴得太近，不重视这些景象而更重视人的成就：拔地而起的金字塔、神庙；后来遁入精神世界中，时间久了，就忘记了自己身处环境的美，倒需要别人画出来给自己看了——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时代也是存在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时候停下观察自己的环境，就会发现美好的东西一直被视而不见。如果不是韦伯望远镜拍回一张星空的照片，如果不是气候专家天天在电视报纸上呼号，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头上有片天空这回事。如果将自然概念限定在上述意义下，说文艺复兴是「自然的发现」，是很恰当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同样运用着一种透视法，在《十日谈》那里是十个青年，在《堂吉诃德》那里是仆人。通过这种透视的视角所表达的往往是：某些庄重神圣的场合，在我的眼中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主观视角是重要的，从这方面来说，与其说文艺复兴的信心来自于柏拉图，不如说是来自民主雅典的智者。

基督教的重生

基督教的重生指的是宗教改革。他们所依据的东西和上边的没有什么不同，就是重新肯定主观视角的价值。政治世界总是迟钝的，这场革命是在新思潮席卷世界，一切条件都满足时，才最后体现在宗教上，为罗马教廷的统治画上句号。

路德宣扬因信称义，所谓称义，即是拥有把自己交给上帝处置的信心。因此，得救就在于主观的信仰，与他人规定的事功没有关系。想要拿自己的善行与上帝讨价还价的人，没有信仰，也不会得到拯救。加尔文重新推出奥古斯丁的预选论，但在此意义与在奥古斯丁那里不相同了：信仰成了主观的事情，而人在得到信仰的时候一定同时看到了自己得救，因此预选论在这里只起否定善功的作用。这种否定来到生活方式上，就是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清即清除各种天主教仪式、拥抱世俗生活。

在宗教改革中，象征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即教廷，其权力被瓜分，发散于每个教徒手中——尽管不是每个人手中，异教徒仍然是没有权力的。至此，文艺复兴所蕴含的精神动力——崇尚情感、反对理性——消耗殆尽。异教徒的权力，或许直到启蒙运动才能被争取。在那里出现的是民族国家，在其中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被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对立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