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爱命运

在我们最初捕捉到尼采的身影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最高贵和最卑贱的事物的重叠：一方面是「爱命运」的战士，是生命力之主动性的最生动和有力的亲身倡导者的形象；一方面则是哀怨的妇人，只要求成其所是而不得的歇斯底里者的形象。

尼采即使有所要求，但其要求也是我们看到的最有尊严的那一类。他做出了反抗，然后默默地承受其后果，哪怕他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后果，他也准备好了要接受，这就是命运之爱：行动，然后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看它是否愿意成全它自己。以这种方式，尼采的「爱命运」是一种主动性的光荣：我在既定的东西中抵抗，正因为它徒劳无功。

僵死的世界之所以为僵死的，正因为其僵死的游戏机制，既有的价值体系。其中填充着一些引诱人们生存下去的游戏机制，其中有一些设计得十分荒唐可笑。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热爱命运的尼采、这个从不吝啬于施展自己生命能量的最好的舞者，所做的也不过是一个能够接受人生游戏所强加的一切设定并毅然决然地将其推进到底。他所进行的操作都是被游戏所允许的方式，他并不想要颠覆游戏的玩法，他欲求的只是穿越这种空虚性而令自身的内核依然保持完整，证明只有这个内核才是实在的。以这种方式，在尼采哲学的「爱命运」宣言的之下的就不是主动性的开展，而仅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接受能力的开展。以这种方式，尼采的主动性就有一点无赖和保守的味道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游戏，我大可以把这个游戏玩下去、甚至精彩地玩下去，因为在这一切的博弈之外，我无论如何保有一个精神的维度、一个无法输掉的维度。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在尼采的反抗中，由于一个潜在的碍眼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整个反抗总是暴露在沦为一种「明知故犯」的危险之中：他对此有所预感，即知道以这种方式，这个世界不可能会成全它自己。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对于尼采而言，命运必然是不值得爱的，因为仅仅通过这种倒错的方式，他对命运的爱才能是一种主动性对世界的施予行动。如果事情是这样，尼采对命运的爱必然包含着一种恨。整个尼采哲学的高贵与低贱，都取决于对这一点的处理方式。若处理不妥当，那么其中的最具生命力的这种主动性就会无缝地过渡到于庸俗意义上的消极无为、逆从顺受的思想，无论其行动看起来是如何的主动，也只是一种玩泥巴的主动，因为他已经把周遭的一切设定为了一滩烂泥，而且并不打算为此负责。

尼采不是玩泥巴的人，他既没有把艺术和哲学当作泥巴来玩，也没有把艺术和哲学玩成是泥巴。在《悲剧的诞生》中，他便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自己参与了对自己命运的共谋。日神精神便是这样这一观点的载体，它最初见于希腊人在面对酒神精神那「哪怕成为面目全非的活死人，也要将生命推进下去」的永不磨灭的力量时，所产生的次生的防御机制中。醉生而梦死，同酒神精神相对立，日神精神朝向的是死亡之幻象：「这是一个梦啊，我要把它继续做下去！」直观中的幻象成为对真实死亡的内在化的结果。如果说酒神精神的恐怖性在于：无论我们玩得有多么地糟糕，游戏剧情依然能够走得下去。那么日神精神在悲剧之中展露的时刻，就是在命运的安排下分辨出自己的形象、辨认出自己的边界、发现自己参与了命运的制定的那个时刻。这样，由于我们的共谋，由于我们在其中识别出了自己的共谋，识别出了自己那片被摆在了牌桌上、再也不能免于斗争的精神。通过这一个时刻的领悟、这一对永恒轮回的直观，我们的「爱命运」就再也不会滑向哀怨自怜，因为悲剧的时刻已经发生了，自怜再也没有一个自怜的对象了。因此，尼采说，「不要怨恨！」

这并不是说，尼采排除了一切的哀怨自怜，而是这种哀怨退到次要地位，成为悲剧中的一小段插曲。决定哀怨与否的在于一个价值论上的二律背反：「命运是值得爱的」与「命运是不值得爱的」。在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中，无论作出何种抉择，我们都是由哀怨所决定的，区别只是在「乐观主义」的哀怨和「悲观主义」的哀怨。精神的自由则从不怨恨。例如对于苏格拉底而言，「未加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为苏格拉底的命运就是去过一种反思的生活，这命运对他而言是可爱的，他坚持这一点直到死亡。在形而上学中，「未加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中双重否定的形式会被等同于「反思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在其中至关重要的中介性被抹除了，而那个「不得不」的形式正是命运的结构。

对于尼采而言，作为世界的绝对进程的中介者，我们同自身进行搏斗的必然性才是最主要的问题。尼采的理论工作，便是沿着这一必然性开展的。或许可以说，尼采写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剧本，关于历史中伟大思想的剧本。尼采的谱系学是《神谱》意义上的谱系学，他要通过重新换回一种神话的世界观，用以重新把这个主要问题固定下来。就像对古希腊著作的解析，不可避免地像是在分析戏剧结构；而对于中世纪至文艺复兴的哲人，不得不在其所视作奉献的工作中寻得线索。在尼采的文本中，用来解释各种理论之间的张力的是那些推动剧情发展的必然性（即命运）。就此而言，他是柏拉图式哲理剧的继承者，而且他本人也成了柏拉图剧本的最主要的改编者。在写作《悲剧的诞生》的时间里，他看到的是：以这样的一种必然性，剧本必须被续写下去，悲剧时代的哲学即将在今天复活。

所以对于尼采来说，我们不能问「命运是否值得爱？」因为这是一个次要的价值问题，当命运统治着价值的尺度，你又能拿出什么价值来和命运相比？我即是权力意志，我即是对命运的爱，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只有围绕着命运，围绕着这个人是否以及怎样去参与他的命运，一切价值体系的大厦才得以落成。透过这一点，尼采发现，自古以来的一切形而上学都是说教性的，旨在摧毁游戏那所剩无几的乐趣、哄骗主人成为奴隶，让人们远离原始的恐怖状态。于是尼采要成为一个焚烧者，去摧毁那一切的说教性的内容。这是一种叛逆：凡是有说教性的都是不会诉说出具有价值的东西的。

尼采把道德说教的始作俑者认定为苏格拉底，这或许是受到了阿里斯托芬的影响，因为他把苏格拉底说成是「智者中的智者」。我们觉得这毕竟有失偏颇，对于苏格拉底而言，他的智者外表是他苦涩命运的一部分，在《云》的观众席上他毕竟也有些窘迫和无奈。应该由阿里斯托芬本人来承担这个角色，因为喜剧才是最具有说教性的东西。而且我们也应该把幽默当作是道德说教的原型，因为这种幽默能化解最不可调和的冲突。我们能够看到，在今天最为成功的那些松散而内部缺乏区分的右派团体，往往是通过一种整齐划一的对某种思潮的简化和对某类团体的嘲笑来凝聚起来的。其特点是：仅仅找到最高贵者与最低贱者之间共性就满足了，仿佛他自己能有利于这样的必然性之外。以这种方式，在其中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似乎都得到了调和，然而却必然是一种虚假的调和。

尼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揭示或教导这种最高贵者与最低贱者之间的短路——即超人与末人的分别，以对抗日益推进的一种向小市民社会生产秩序相妥协的风险。在后者中，言说不可承受之真、暗示酒神精神的萨提尔退化成了漫画式的网络哥布林形象，揭开斯芬克斯之谜、道说日神精神之本源的俄狄浦斯退化成了摇头晃脑的学院派形象。无论末人表现得如何积极还是消极，对于他们而言「爱生命」始终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诅咒，是强加于他们的无法摆脱的律令。

可是，他的时代没有闲下来去倾听他的教导，甚至他自己的形象也仿佛变成一个可疑的传教士了。他的话，也只有下一个时代的尼采听得到。而这下一个时代尼采，如果仅仅作为尼采，也只是愈发地不合时宜、愈发地面目模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