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通过英国哲学中，一种新的关于发展的意识出现了：如果说有理性存在者的话，那么人就已经是理性存在者了。

尤其在政治层面上，我们能直观地看到这种新意识所产生的反应。人们开始认为，作为契约主体的人是平等的。任何契约都不应该剥夺人们作为契约责任人的权利，因为这样的契约是无效的、不合法的。

虽然这种说法不完全是恰当的，但是无论如何，人已经不能只是生存在基督教庇护下的人了。以这个意识作为核心，出现的是一种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是叛逆，对自称为其庇护者的事物的叛逆。

作为契约主体，人的基本需要就是表达对契约不满的需要，即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否认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就是拒绝他们拥有坐在谈判桌上的权利。这种独立意识是自己赋予给自己的，无论个体是否被承认有这种自由，人们都会以契约主体的身份表达自己的不满。

孩子声张其权利，而家长拒绝沟通。那么家长家长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体面的问题了，孩子将不会为他留下体面。于是这里就出现了最机智与辛辣的讽刺。这是孩子对自己能力的军火展示。所有启蒙运动时期的著作都首先是这样一种讽刺，它们针对的是十分具体的东西：对英国的羡慕、对开明的要求、对愚昧的仇恨、对落后现状的排斥、对科学的尊崇……

在这场叛逆的运动内部，也能看到「乖孩子」（如卢梭）对于这场运动的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文化人对现状的仇恨和愤怒。这些思想家们批评的是具体的东西，而尊崇的却是抽象的东西。他们表达的是单纯的拒绝和否认，甚至可以说是单纯的欲望与任性，只是蒙上了一层科学和理性的面纱。

启蒙派们自己对此又何尝没有一种困惑？对于这些人的诘问，启蒙派们是无法回答的，他们对此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后面会提到，乖孩子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所想要回归的东西同样是一种抽象的愿望，这里有同一种欲望和任性。自由派所想要摧毁的和保守派所怪罪的东西，同样是法国那黑暗的现实。

启蒙思想家们的仇恨和愤怒在于，他们无法指出一个目的，也无法给出一幅图景。和英国人不一样，因为英国人已经是生活在那样一种具体的政治生活之中，国王的让步是可以预见的。而在法国人那里，那些舶来的哲学不是从这片土壤之中生长出来的，那些脱离了语境的方法论不是从具体的实践之中诞生出来的。

孟德斯鸠举了山区和平原人们的里例子，平原地理条件优渥，但人们性格软弱，而山区条件艰苦，但民风彪悍、热爱自由。法国就是平原，英国就是山区。孟德斯鸠认为，土地产出不在肥沃，而在于自由。伏尔泰也举过类似的例子，所有这些例子都将法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以确定法国在其中的定位。

因此他们首先便发现，新思想在这片土地上缺乏可行性。这是一种工程学意义上的绝望：在已有的现实条件下，无法复刻英国的革命。与此同时，他们发现自己聪明、灵巧，比英国人犹有过之，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法国的落后现状上，出现在法国的贵族和它的底层人民身上。

地理条件被认为是重要的，现状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而它又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这种纠结的心理，就是一种自我意识对世界的一种断然的拒绝：这世界是错的。但是在这种拒绝之中他们坚持了一种自尊，这个自尊就是：我们法国人不应该不如英国人，我们同样是人。

这里所说的「人」是启蒙运动者所定义的普遍的人，即有理性的人。因为理性和思想是在现在的法国里唯一现实的东西。因此法国启蒙运动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纲领，或者精神：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即使这样会摧毁很多东西。

这种精神——自由的精神、法的精神、民主的精神——他们发现自我认定属于人的本质规定，用人的应是来取代人的既是。

这是启蒙运动的积极方面，由此出发，法国摆脱了对于英国哲学的依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据以作为根据的，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所谓的理想是一种对于完满性、对于何为善、对于人的应当的抽象认识，一种不再关心效用的认识。

启蒙思想家们知道自己不能做很多事情，但是自己至少可以运用自己的机智，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忽视现实因素、从最一般的思想出发，来构想理想社会。这一特点，使得这种法兰西的政治哲学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同样具有同样的效力，这使得启蒙成为世界性的。他们普遍从自然状态出发，下降到具体现实——从天国下降到人间。它使我们看到，时代越黑暗，遥远的、为人所共有的星星就显得越发明亮，理想的力量就越发强大。

卢梭那里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结晶：人是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种生下来就具有的自由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而枷锁却是具体的枷锁。生而自由是人的自然状态，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与目的，但是既不是事后的也不是必然的，只是被认定为最初的和最终的。

在作为最初的和最终的自然状态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造就了目前普遍的非自然状态，这就是欺骗（一种偶然的事件），而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暴力（一种必然性的事件）。

在这里，启蒙运动停止了思考。他们将信仰理解为受骗，将皈依理解为阴谋，因而片面理解了自然人与宗教的关系。并非所有的约都像一张契约那般单纯，强者的声明是约的一面，弱者的信服则是约的另一面——它们之间自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信仰是弱者的献出自身，皈依是强者的自我驯服。他们说，前者是不合法的，后者是不合理的——是的，因此仍是神圣的。

在这种误解下，启蒙学者谈到教育。而启蒙学者眼中的教育，只是教人使用一套符号体系取代另一套符号体系。但基督教的教化，无疑同样是一种教育，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爱就是强者的无条件奉献与弱者的无条件信任，爱会让卢梭们与伏尔泰们逐渐学会相处，否则无论自由还是自然只能是抽象的东西。¹启蒙运动中的这种片面性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就是一切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剥夺、向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回归、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