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布斯
文艺复兴以来的转变，首先是要重新从体验出发，暂时搁置对学说的评判。这种搁置并不是摆脱它们，而是以怀疑的目光去看待它们。不存在一种纯粹体验的视角，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胡塞尔，一种现象学总是伴随着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发挥着一种导向作用，将意识或灵魂导向一种回忆，这种回忆触及到到前人们对这个问题最初所作的筹划。
怀疑论者的悬搁，首先在于对原则性事物的藐视。伽利略，通过不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原则性的东西视为是重要的，重现了这一点。在伽利略看来，亚里士多德并不注重数学中证明的那一面，而总是过早地上升至原则。数学论证就是数学描述，一种展示（demonstration）——本质上是传达体验或经验的技艺。
霍布斯深受伽利略的影响，他将数学描述一般化，作为哲学的方法。霍布斯认为，数学方法虽不是能触及质的差异的方法，但是是唯一可能的方法，因此合理的推理至多是一种计算。推理中最重要的两个规则——综合（synthesis）和分析（analysis），可以类比为计算中的加和减：加即伽利略的组合（composition），可将多个简单现象联结为一个复杂现象；减即伽利略的分解（resolution），可将一个复杂现象分解为多个简单现象。
其中，组合的思想是十分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原子论者的排列；分解的思想同样悠久，可追溯到种子论者的心灵概念。然而在分解的思想中出现了一种比较新颖的还原思想。还原即回溯到本原，化约到一种最小的情况。先前的哲学家们追求还原到质的本原，即事物的本质；而伽利略指出，许多曾经被认为决定了事物自身的性质，都可以为量的规定性即外在于它自身的数学关系所取代。新旧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实际上是表明：虽然我们并不能事事诉诸数学证明，因为它无法回答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对于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现成的数学证明，那么它几乎就是最好的证明。
以三维空间为例，我们可以不诉诸由「万物为三」的完满性论证，而从正交性的定义中尝试去推导出这种空间。更进一步的，根据霍布斯，这种推导总是与意志联系在一起：三维空间可以说建立在我们意志的构造之上，空间是三维是因为我们的生存空间是三维的——不同于生活在表面（surface）上的微生物，而人是活在一个有深度（depth）的空间之内。微生物和人，两者生存空间的公约数就是正交性，据此，三这个数字是特殊的、只是对人而言是给定的；同时，通过这个公约数，一篇更高的维度、更大的生存空间被揭示了出来。霍布斯认为，推理的根据是人的意志，知识在于人的作为、在于人的创造力。这种结果，无论如何都超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视野。1
实际上，强调哥白尼模型在当时比起托勒密模型并不更加符合观测结果，是缺乏思想的体现。因为，把托勒密的体系仅仅当作是个模型或数学猜想，将它们当作单纯的模型来对比，本身已经是哥白尼革命的结果了。在这种视角下，托勒密模型也显示出了，所谓本轮最初不过是行星逆行现象的直接描述，中世纪的人则完全不会这样想。哥白尼革命面向的是托勒密模型背后的预设，他们根本不关心数学描述本身的和谐，而只关心圆周运动的质的和谐性。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巴不得移除掉本轮这种东西，只剩下最完满的围绕中心的匀速圆周运动。而日心说的支持者们让我们看到了，本轮只不过是用多个圆心来拟合观测的尝试，而通过数学分析，我们会发现它所拟合的是椭圆。
人是有深度的动物，这一点可谓是发端于文艺复兴的新思想。我曾经谈到了文艺复兴的透视法为代表的一种风格的重生，这种重生其实伴随着一种新空间的开辟，接下来介绍这一点。
透视法创造了深度的概念：在一幅运用了透视法的画中，使我们具有立体感的是其中的深度信息。深度信息即颜色的深浅和点的清晰与模糊，考察每一个颜料点，远处的点处于与其邻近点的颜色是处于混同中的。这种混同如同阿纳克萨戈拉那里出现的种子的混同，可以说是一种表象中出现混同性，其中细节的多样性消隐在一个致密的点内。
成像（imagination）曾经和显象（φᾰντᾰσῐ́ᾱ, phenomena）是一个意思，如今单独与一种具有深度信息的图像绑定在了一起。从视觉的方面说，当一个事物从远处走近时，首先被认出的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形象，然后逐渐变得清晰，其细节也逐步地变得丰富；反之，当一个事物由近及远时，其整体的轮廓会变得清晰起来。无论是加法还是减法，清晰性都保留了下来，区别在于整体的或部分的清晰性。2
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麦加拉学派的隐藏者问题被一同克服了。
透视法的背后是新近的一种新的光学和几何理论，他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们空间的理解。这种理论将光视作是可以用量的规律来描述的几何射线。成像是光锥的截面，在其中每一个二维的点蕴含着暗示着第三个维度的深度信息。因而所予的只有一个二维的图像，第三个维度是基于推理的建构出来的，第三个维度不是通过直观获得的。对霍布斯而言，科学在于推理而不是直观，原则不比推理更为在先。普遍和特殊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归纳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只有演绎，经验的意义仅仅在于允许我们在公理中进行选择，理论是我们的选择。霍布斯的机械论也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我们仅能设想可以设想的东西、计算能计算之物、造具有机械行为的机械。3
这个光锥的焦点是观察者所在的点位，对于这个点位的理解引发了霍布斯和笛卡尔的分歧。对霍布斯来说，自我表象是不可能的：摄像机不仅仅是看不到自己，而且这种看就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这个点位不过是一个任意的时间与空间正交出的虚构原点而已，它同其他点位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在对笛卡尔沉思的第二个反驳中，霍布斯认为：观察者必须要有一个承载者，那就是摄像机；同样地，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不能是思维，而只能是某种物质性的东西。这种思想被黑格尔总结为：精神是块骨头。正是由此出发霍布斯遵循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它拒绝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灵魂是精神即无形体或广延的实在——也就拒绝了精神的实体性，而只接受物质的实体性。他认为，对「是什么」的回答只能以物质实体为终点。
这种将推理与计算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这是是莱布尼兹和数理逻辑的先声。一个点上的深度信息是潜在的，但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认为这种潜在性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计算的。为计算潜能或潜力，霍布斯将无穷小量引入考量，他主张即使是无穷小量也是可以计算的，因而不是不现实的。所有的运动，即使是连续的，由于它们可以还原为无穷小量，因而也都是可以计算的。今天我们成为瞬时量的东西被霍布斯称为是努力，一切运动都可以由努力累加得出。人的运动是人的作为，人的作为就是人在摹仿造物主的时候所做出的持久的努力。
潜能（potentia）就是力量（potentia），潜能的发挥是力量的发挥，也是意志的展现。在霍布斯这里，造物主是要处理技术细节的，他因此而有大能；反之，在笛卡尔那里，造物主是不需要负责技术细节的，他因此而有大能。很难说在工程实践中，抽象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技术细节的能力哪一点更重要，不如说这两者很难离开彼此而发挥作用，它们总是要在一种作为之中才能发挥作用。
霍布斯关心事物的生成（becoming）而非其所是（been）：Behavior同时是as something，实体是作为某物，也是在作为中的某物：在作为中的事物才具有实体性，无论这具有实体性的东西是作为阻碍，还是贯穿。这一在作为之中考察事物的思想是现代的一大原则，费希特和歌德都抒发过这一的思想：浮士德曰，太初有为。4
上帝的约就是上帝的作为。这个许诺或者约定，如果通过计算机科学的术语来理解，无疑地是一个声明，实际上在创世纪中对上帝造物的描述皆在于声明。但这些声明与此同时也暗示了其实现。上帝的这个约，既然是一个约，不可能不对上帝本身带有某种意义上的约束力。上帝是否实现这个约是不可选择的，即使毁约也依然意味着约的完成，只不过是以失败为结果，那么上帝的作为就成了毁约者——除非上帝把这个约从世界之中抹去，让其从未发生，那么这个时髦的神于我们就漠不相干的。现代早期，这样一种古老的约定论思想从神学之中被重生出来，作为源泉，在近代思潮的涌现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上帝的约定只能在作为中考察，对霍布斯来说，这约定就是一条命令或指令——「我们要创造人」，而其过程是组成社会和国家——利维坦。
说到近代哲学的实际创始人，是少不了霍布斯的。他的出发点是这样一条原则：自我意识是在自我保存中形成的，而非相反。
在近代哲学之前，「认识你自己」俨然是一切哲学的隐含的律令：生命就是自我保存，而自我保存依赖于对自身所属的类与种属的认定，从而依赖于自我意识。于是，要成为人，首先需要认识自己是人，自我意识是自我保存的前提。
而到了霍布斯这里，事情发生了改变。他讲了一个故事，用以反叛先前的哲学：生命就是自我保存，但从一开始这种努力就是不成功的。因为单纯的自我保存的努力，在遭遇到另一个如此努力的生命时，就会演变为二者的生死斗争。这种局面被他称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in omnes），是一个双输的结果。从这样的混沌中，是不能产生人这样的东西的。在这些无止境的斗争中，一旦因为某种偶然而在斗争双方之间产生了某种契约，那么由于它更能满足双方自然保存的需要，它就能一直保存下来。霍布斯认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超出了自己的自然状态，组成了社会，其目前所达到的最高阶段则是国家。因此，人总已经是人了，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塑造了他们的人性。自我意识是在自我保存中形成的，而非相反。
这个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两方面贡献了中世纪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划分。首先，故事本身表达了对精神之现实性的断然否定，认为人的本质无非是约定的东西，无非是名。在这方面，他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既是唯名论的最高成就，又孕育了近代唯物主义。其次，这种叙事手法是一种典型，它仿佛是诗人们创作神话时所用的手法，但是融合进了真正具有辩证性的思想。这类重视生动性的文本在中世纪前还很常见，在中世纪则消失殆尽了。后来的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那里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一叙事手法。